“三不讲”教授陈寅恪

荟思

陈寅恪海外留学23年却不拿半个文凭，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陈寅恪也没有考博，他后来说：“考博士并不难，但想到要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而没时间学其他知识，就觉不值。”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陈寅恪讲课有“三不讲”，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自己固然有广博的知识作为“三不讲”的底气，然而“三不讲”的内核，其实是强调富有个人色彩的传道授业方式。

一切都如社会学家预言的那样：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有不凡的开端。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聘请了四大导师，分别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众望所归。唯独第四位陈寅恪，在当时并不为世人所知。

提名陈寅恪的是梁启超，为此他还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舌战。曹云祥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 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正因为梁启超的这番话，此刻正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刚满36岁。

梁启超的力荐或许是有些私心的，因为陈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他一向支持梁启超的主张，后受戊戌变法失败的牵连被朝廷革职。陈家官场失意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成了著名诗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抗议日军直逼平津而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陈寅恪少时即博闻强记，后留学日、德、法、美、诸国，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他在海外留学23年却不拿半个文凭，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陈寅恪也没有考博，他后来说：“考博士并不难，但想到要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而没时间学其他知识，就觉不值。”

1926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和清华园里那些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陈寅恪通常都穿着长袍，戴着可以遮盖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在上课第一天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指你们既然是梁、王的学生，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溥仪的同学，说得学生们如坐春风、喜不自禁。

他又说：“我讲课有‘三不讲’，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开始有人对此不信，后来发现陈寅恪确实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讲述得一清二楚。

也因此，他的课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来听。而且每个人都是“慕名而来，满载而归”。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则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就连自视甚高的刘文典后来也承认，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

也就在那个时候，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的说法广泛流传开来。究其源头，早在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曾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均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在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当时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又觉得本土派太迂腐，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鄙视。但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故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四大导师

性格决定命运。陈寅恪才高而气傲，他曾写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

陈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适想赠他一笔钱，但陈寅恪拒不接受，他决意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自己的汽车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小，然同书比起来，却微不足道——其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军占领香港时，恰好陈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给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坚决不吃日军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一边往外拖。

蒋介石对陈寅恪也颇为看重，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但被其拒绝。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还是冒险飞临，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

到南京后，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离开大陆后，蒋还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蒋介石一直引为憾事。

解放后，位高权重的康生也慕名前来拜访，但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也罢，他还要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康生哪碰过这样的软钉子，于是后来借机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山当所长。当时科学院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范文澜。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并开出条件：“要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颇具调侃的是，后来郭沫若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

还是在这一年，陈寅恪最喜欢的学生汪笺，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到广州请老师出山。开始他们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拍着桌子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并且马上让汪做记录，自己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有段话这样道：

“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不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事实上，早在1911年，陈寅恪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自己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当年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曾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也是他答复科学院的核心思想，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到了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被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出版。

本文来源：《21世纪》2010年第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