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上海将举办2026年IMO！

正在日本举行的本届IMO上，IMO委员会作出决定，由中国上海举办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距离上一次北京的国际数学数学奥林匹克整整36年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再次在中国大陆城市举办。

我们期待在2024年的英国??巴斯（Bath)，2025年的澳大利亚??墨尔本(Melbourne)之后在中国??上海(Shanghai)来相会。

一般IMO举办国，会确定三年的主办权，本次在日本IMO仅仅确定了中国上海的2026年。另外的2027和2028，只是有了一个意向，还等待确定，2027匈牙利??有意向主办，2028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意向承办。

在2008年6月召开的中国数学会历届理事长、秘书长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撰写出版《中国数学会会史资料汇编》一书的事，有人建议由各届理事长分别写一篇回忆。作为第五届理事长，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最引人瞩目的事，就是中国举办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我愿意对这件事作一回顾。本文取材于裘宗沪著《数学奥林匹克之路——我愿意做的事》（开明出版社，2008年），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建平的协助。

数学竞赛是青少年的一项智力活动，它与体育竞赛相类似，所以苏联数学家首创了“数学奥林匹克”这个名词。在类似的以基础科学为内容的智力竞赛中，数学竞赛历史最久、举办国家最多、影响也最大。

我国的数学竞赛始于1956年，当时举办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四城市的高中数学竞赛，华罗庚、苏步青、江泽涵、吴大任、李国平等我国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积极出面领导并参与了这项工作。

作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华罗庚，除积极倡导并亲自参与数学竞赛活动外，还撰写了《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谈谈与峰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等5本小册子，这些都是由竞赛前他为中学生作的数学普及报告整理而成的。其他数学家也写了一些小册子，例如，段学复的《对称》、闵嗣鹤的《格点与面积》、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等。这里要提到王寿仁，他协助华罗庚做了大量有关竞赛的组织协调工作。

自从1981年我国与IMO失之交臂后，以后每年都申请参赛，只是未得到正面答复。

1985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会议。有关人员询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几乎所有大国都参加的IMO，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一直不参加？这个问话极具震撼力！4月30日，代表团回国即向领导汇报。领导当即决定：就在1985年参加IMO，并委派王寿仁与裘宗沪以观察员身份率学生去试试。这件事在中国数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5月7日，参赛的准备工作即开始启动。首先要选拔参赛的中学生，王寿仁与裘宗沪决定用当年美国数学邀请赛（AIME）的考题作为选拔考试的题目。结果选出了两名学生：北京北大附中的王锋与上海向明中学的吴思皓。由他们二人组成代表队，立即开始集训。

中国数学会邀请中科大数学系老师单来负责培训与指导，地点就在中科院数学所。单找来很多题目给学生做，让他们熟悉IMO的题型及解题技巧。裘宗沪则忙于办理出国手续，与IMO组委会的联系工作，及申请参赛经费等各样事务。

1985年6月20日，刚组建的中国数学竞赛代表队在王寿仁与裘宗沪率领下，提早两天到达芬兰赫尔辛基，第三天才正式到IMO组委会报到。中国队的出现引起了普遍地关注与好奇。两名队员中，吴思皓获铜牌，实现了中国IMO零的突破。

虽然正式比赛只有两天，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却停留了三周。他们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协助下，进行了很多参观与交流，特别了解了各国的数学教育。

王寿仁与裘宗沪多次谈起：IMO除竞赛之外，很像一个小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而且IMO只计算个人成绩，没有国与国之间成绩较量的“火药味”，大家相处和睦。其次，中国代表队是仓促上阵的，队员人数满员可达6人，而我们只有2人，还拿了一枚铜牌，若认真准备，成绩当会更好。第三，中国应该争取举办IMO，让IMO这一活动首次走进亚洲。

自从1987年确定在中国举办1990年的第31届IMO后，中国数学家与中学老师们都深受鼓舞，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筹备。

1988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王寿仁任主席、严士健任副主席、裘宗沪任秘书长。同时，裘宗沪就任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1990年的数学冬令营开始设立团体奖，授予团体冠军，以陈省身出资制作的流动奖杯“陈省身杯”为奖品。

从1988年开始，王寿仁、梅向明与裘宗沪即着手制定第31届IMO的筹备方案和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做得很细，共10页纸，申请经费140万元人民币。1989年，财政预算送交国务院财政部审查。随即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答辩，答辩完毕10天之后，财政部即批准给予经费拨款120万元，由国家教委转交给第31届IMO组委会。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陈省身说了很多好话。

1990年1月，第31届IMO组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

第31届IMO由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府、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数学会5个单位联合举办。

会议的具体领导为柳斌，实际工作由秘书处操作，中国科协青少年部部长项苏云及国家教委基教司副司长马力参加了秘书处的工作。实际上，里里外外各种工作的策划与人事安排都是裘宗沪在抓，至少由他先提出方案，向柳斌与王寿仁汇报后决定、实施。秘书处成立后可以说事务性工作很繁杂：向各国教育部门发邀请信；组织工作班子；选定活动场所；设计与制作会标、奖品与奖牌；至少要集资20万元，以补经费之缺口；安排参赛的中学生在北京的参观与旅游；最重要的是任命主试委员会（Jury）主任；任命负责考题的筛选与整理的选题组人员；任命协调委员会主任及成员；组建中国的参赛代表队。还要安排开幕式、闭幕式及宴会等，我将这些工作简单地叙述如下。

1990年7月11日，在北京市海淀体育馆里，聚集了54个国家和地区的304名中学生和他们的领队，及中国著名数学家、教授与北京市各中学的学生代表。

主席台上，雅克夫列夫（IMO主席）、柳斌、陆宇澄、王元等就座。下午3时，北京中学生金帆管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由柳斌主持，他庄重宣布第31届IMO隆重开幕。王元等作了简短讲话后，中国杂技团作了精彩表演，大会开幕式即告结束。这样的安排既简单，又很适合中学生的口味。

随后的两天比赛，由北京的中学教师进行监考。比赛顺利结束后，所有考卷都集中到香山饭店进行评阅。按规定，各参赛队的考卷先由该队的正副领队评判，然后与东道国安排的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每个协调员负责一道题的评分，待双方的看法一致后方可给分。

中国队的分数则一律由供题国的领队负责协调。第一题是印度提供的，所以由印度队的领队负责协调。15日下午3时，所有的阅卷评分工作基本结束，中国队的全部试卷则移交到加拿大队的领队理查德·诺瓦考茨基手中，由他做最后的审定。审定结果：中国队以5金、1银及总分230分的总成绩获得总分第一。

在比赛结束至闭幕这几天里，大会秘书处为参赛的中学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参观与游览。秘书处从外语学院请来了几乎覆盖所有参赛国语种的老师与学生，为每一个参赛队安排一位向导，这样可以用本国语言进行交流。

陆宇澄将北京市园林局与文化局领导找来，商定所有参观与游览地点都免收门票，无偿招待。陶晓永与方运加分别被任命负责活动与后勤。学生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长城、天坛、北海公园与大钟寺等。北京是世界文化古都，这么丰富的游览，给参赛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很多年后，人们在国外遇到他们时，他们还不时地谈起。

1990年7月18日，第31届IMO的闭幕式在中国剧院隆重举行。李铁映参加了大会并致词，他还给获得金牌的学生颁奖。简短的仪式后，由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和“艾格蒙特序曲”，这次演出由严良任指挥.闭幕式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的宴会，共八百余人参加。

至此，第31届IMO落下了帷幕。

第31届IMO能在中国成功地举办，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首先应归功于广大的中学老师，他们辛勤默默地劳动，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这一点在数学会领导的讲话中曾多次提到。

经过第31届IMO，高中数学竞赛的模式已经程序化与制度化地固定了下来，即：高中联赛、冬令营、集训队、选出参加IMO选手。进行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工作，需两方面的人员来进行，即组织工作人员与专业业务人员。高中联赛由各地举办，冬令营与集训队大体上由各省、市、自治区轮流举办，大量的组织后勤工作均分散于各地。中国数学奥委会参与组织工作的是裘宗沪，吴建平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业务骨干相对稳定了下来，他们是裘宗沪、许以超、潘承彪、张筑生、常庚哲、单、杜锡禄、严镇军、苏淳、黄玉民、李成章、舒五昌、黄宣国、夏兴国、王杰、陈永高等。